重庆配资炒股介绍年收入500万“高富帅”法官，女生却把婚介告了

陈毅在婚介公司的资料几乎满足婚恋市场对“稀缺对象”的全部想象：1993年出生、北大本硕博、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年收入70万元、父母是外交官。

在另一家婚介公司介绍中，他是家庭资产百亿元、个人资产过亿元的“法院工作人员”。

陈毅在婚介公司的资料几乎满足婚恋市场对“稀缺对象”的全部想象资料配图

婚介公司推介优质会员

今年4月初，35岁的刘柳与北京余生拾光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余生拾光公司”）签署会员服务合同，支付9万元服务费。数日后，红娘嘉颖（微信名称）向她推荐陈毅。

据刘柳介绍，嘉颖提道，“陈毅出生在美国，但回到中国参加高考，本硕博均在北大法学院，现是最高法法官，当法官年收入70万，综合年收入500万”。

但刘柳对陈毅的信息提出疑问，向嘉颖询问“93年+法官+年收入70万，好像可能性太低了吧”。但嘉颖保证“有这么一个人”，表示“你来给你看中国身份证，如实介绍”，并称陈毅是“千挑万选的最优质男孩”。

之后，刘柳在社交媒体上搜寻关于该婚介公司的评论。她发现质疑的帖子颇多，认为该婚介公司“并不靠谱”。她最终决定不赴约，同时联系律师起诉该公司。

双方的博弈转到法庭。刘柳认为，余生拾光公司向其提供了不实的相亲对象信息，消耗其《会员服务合同》项下相亲推荐名额，构成欺诈。她认为其有权利主张不再履行合同，余生拾光公司应承担违约责任。

余生拾光公司同意解除合同，但不同意全额退费，主张扣除9万元的35%，称其中包括已经发生的牵线服务费和违约金。

此时，是否核验陈毅身份信息，成为判断婚介公司是否尽到审核义务的核心。

今年7月底，一审法院支持解除会员服务合同，判令余生拾光公司全额返还刘柳9万元服务费并支付利息。

法院认为，余生拾光公司未能核验约见对象信息，也未尽到应有的审查义务；在没有向刘柳作出合理说明的情况下即推荐相应对象，存在履约瑕疵。考虑到婚介服务可能涉及人身和财产安全，刘柳有理由认为合同目的难以实现。

但法院不支持刘柳提出的27万元惩罚性赔偿。原因是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婚介公司明知信息虚假，仍故意向她提供，致使她陷入错误认知，从而订立合同关系，故对于其主张的欺诈，法院不予采信。但刘柳认为婚介公司涉嫌欺诈，目前已提起上诉。

红娘嘉颖（微信名称）向刘柳推荐陈毅资料配图

会员信息存在两个版本

向会员推荐陈毅的不只余生拾光公司。另一家婚介机构——北京余生有约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余生有约公司”）此前也曾向29岁的李清婉推介过他。

去年，李清婉向余生有约公司支付25万元婚介服务费。该公司红娘向她推荐“陈先生”：北大本硕博毕业，家庭资产百亿元，个人达到“A10”（资产过亿元），年收入70万元，在法院工作。李清婉看到资料后，认为不可信直接表示拒绝。

两家公司推荐的陈毅，拥有相同的基础模板：年轻、北大本硕博、法院系统工作、年收入70万元。但在两家公司的介绍中，职业一个是“最高法法官”，另一个是“法院工作”，“家庭资产百亿元”。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两个“陈毅”，照片、年龄、身高、星座、籍贯、学历等信息均相同。

余生拾光公司一位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称，“陈毅真实存在”。中国新闻周刊从刘柳处获得陈毅的联系方式，随后以“红娘”身份致电陈毅。对方称，2021年7月入职最高法，先任“法官助理”，现任“最高法法官”。他自称“有工作证件，可以（当面）给看，但不能（通过微信）发（给红娘）”。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罢免，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院长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中国新闻周刊检索2021年4月至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最高人民法院的任免名单，均未有陈毅的名字。中国新闻周刊向最高法新闻局核实，对方回复称，“经核查，该人员并非我院工作人员”。

上海中联（北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邢龙认为，若有人冒充最高法法官，目的是骗取感情或玩弄女性等，涉嫌招摇撞骗罪；若只是满足虚荣心，则可能受到治安管理处罚。

另外，余生有约公司与余生拾光公司均向会员推荐陈毅，两家公司表面看并不存在关联，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均不相同。

然而，多位受访会员提供的照片和微信记录显示，红娘嘉颖和一位名为毕颂秋的女士，都曾以余生有约公司、余生拾光公司工作人员的身份与客户沟通。其中，毕颂秋还以余生拾光公司员工的身份出庭应诉。

婚介公司究竟核验了什么

余生拾光公司在庭审中称，陈毅是公司红娘从其他机构带来的会员，没有与公司签署服务协议。所谓“优质男会员”无须缴纳费用，只需签署单身承诺函。公司还称，红娘曾在线下对陈毅的信息进行现场核验，但没有留下记录，也无法提供其完整个人信息。

一位长期从事婚介业务的资深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没有记录其实就是没有审核，有审核一定会有记录”。

与此同时，余生拾光公司在法庭上的一些说法与该公司红娘嘉颖的表述存在冲突。刘柳提交的视频显示，嘉颖曾明确表示：“男孩（陈毅）交了50万（会员服务费）。”

嘉颖曾向刘柳介绍，陈毅年收入70万元。该婚介公司用陈毅提供的收支截图证明70万元年收入具有可信度。

但刘柳指出，该公司提供的截图中还出现了1亿多元的收支金额。年收入、账户流水和资金收支并非同一概念，一张有遮挡的截图无法说明陈毅的确切收入金额。

关于职业身份，余生拾光公司向法院提交了陈毅的学位证图片、学信网查询截图、房产证照片、身份证照片和收支截图等打印件，材料均有马赛克罩盖了部分内容。公司声称，这些图片由陈毅自行编辑后发送给员工。

余生拾光公司提供了员工与陈毅的微信聊天记录及陈毅的微信朋友圈截图。公司认为，陈毅的朋友圈定位显示其身处最高人民法院，可说明他在最高法工作。

婚介行业应规范审核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类似刘柳、李清婉与婚介公司发生服务纠纷的，至少有数十人。他们认为，婚介公司存在虚假宣传，提供不实会员信息、诱导客户缴纳巨额服务费等行为。

一位婚介公司会员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人员统计表显示，80余人与婚介公司存在服务纠纷，涉及服务费金额近700万。不少缴费会员已向警方报案或向法院提起诉讼。

李清婉表示，付费前，红娘展示大量优秀男士信息，其中不乏资产丰厚的人士；付费后，公司却未将其心仪的优秀男士介绍给她。目前，李清婉已起诉余生有约公司，法院已于7月底立案。

上述业内人士提到，缴费前展示优质会员资源，缴费后不安排见面，或以优质会员已恋爱结婚为由拒绝提供，“这都是业内常用的技巧和话术”。

今年7月，民政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五部门联合印发《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决定在全国开展婚介机构专项整治。其中，“虚构优质征婚对象信息”被列入“婚托”欺诈整治内容；对征婚者身份、婚姻状况、学历、职业等关键信息不核验或核验走过场，则被单独列为“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问题。

硕博相亲平台“理想岛VIP”创始人马仁义认为，婚介行业兼具“信息中介”和“信用中介”的特点，婚介机构向付费会员提供异性信息，要承担基础的审核义务，对身份、学历、职业、收入严格审核。基础审核义务与会员缴费多寡无关，婚介机构有义务保证基本信息真实性。对于无法核实的信息，婚介机构应做到询问留痕，并将审核情况告知缴费的会员。婚介机构不能以“信息皆为会员提供”为由，免除自己审核基础信息的义务，婚介机构既提供信息，同时也扮演了“信用中介”的角色。

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武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法律层面看，婚介机构承担的是“信用中介”角色，而非简单的“信息二传手”。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中介人应就订立合同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故意隐瞒或提供虚假情况须承担赔偿责任。司法裁判观点认为，婚介公司在审核应征者信息时，除忠实报告义务外，还应履行勤勉审慎的审核义务，确保信息真实、全面。若未尽基本审查义务导致消费者受损，婚介机构应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马仁义建议，为规范婚介行业乱象，可建立婚介信息审核制度，让每一项推荐信息都能区分“已核验”“部分核验”和“会员自述”；消费者在支付高额费用前，也应要求机构文字说明核验内容和方式，确认合同主体、收款主体与实际服务主体是否一致，还可以提出分阶段付款，并保留销售承诺、推荐资料和沟通记录。